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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發展成為世界的主流 |
中國的顯著變化是從開放開始的。中國的有識之士曾深切地認識到，不改革開放是死路一條。不改革開放，中國就會被開除球籍。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歷史性選擇，是發展的必由之路。正是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中國發展的基本經驗是改革開放而不是其他。從歷史的經驗看，中國沒有理由要離開開放的道路。動搖了開放，就動搖了中國發展的根基。也因為這一點，開放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基本方面。對外開放，互利共贏，和平發展是中國的既定國策。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有過曲折，雖然不能排除某些時候某些方面存在著與開放不符的傾向，但是，這不會也不可能成為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主導方面，不可能成為主流。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是擋不住的，中國的發展是擋不住的。國門已經打開，任何企圖重新將之關閉的傾向，都將被視為對中國發展或中國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冒犯，因而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行的。
這樣說，是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論述的。這一角度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地從中國現實發展的內在進程進行分析，看是否需要更具廣度和深度的開放，是否需要根據中國發展的新條件、新形勢將開放推進到新的階段。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不繼續推進開放，就不是真正地堅持開放。改革開放是動態的過程，只有在這種動態的推進中，才是真正地堅持改革開放。從中國發展的需要看，中國不僅需要堅持開放，而且需要將開放推進到構建開放社會的階段。這是中國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是以人為本的要求。
中國經濟正處於從粗放型轉向創新型的階段，要求技術、資本、人才和產業形成更高水準的開放性結構。中國全面協調發展的目標，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佈局，要求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具有彼此協調的開放水準。中國以人為本的目標，要求中國人民能夠全面分享改革開放在物質、精神方面的發展成果，分享世界在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成果。所以，中國在技術與經濟的層面、制度的層面和思想文化的層面都面臨更加開放的任務。這一任務用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說，就是構建開放社會。只有在這樣比較完整的開放結構中才能全面推進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建立和完善產學研政介相結合的創新體系，優化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在這樣的開放結構中，中國才能夠推進制度文明的建設，堅定地推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民主法治，提高體制機制方面的競爭力；只有在這樣的開放結構中，中國才會最大可能地汲取先進的科技信息、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吸收世界上一切文明發展的最新成果，提高中國的軟實力和文化競爭力。中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與構建開放社會的全方位開放是一致的，是同一個進程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兩個方面。
再擴展一點看，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的發展進程越來越具有全球性，不僅融進了全球經濟體系中，而且也融進了全球的信息網路和交往系統中。中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具有全球性。中國的經濟直接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反之也受到世界經濟的直接影響。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之後的世界經濟發展進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事態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它們已不可能在一個非開放的結構中進行處理。
所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不論從中國還是從世界發展的大勢來看，都是開放大於封閉，合作大於對抗，和平大於戰爭，其發展的基本趨勢是開放、合作與和平。這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基本面，是立足於長期的一個判斷。
開放是生存和發展的原理
這樣說，實際上就意味著在基本面以外還存在著其他的方面，在開放、合作與和平的狀態外還存在著封閉的、對抗的某種傾向乃至戰爭的可能。實際上，開放、合作與和平正是相對於封閉、對抗與戰爭而言，後者總是以某種方式和程度而存在著。我們不能諱言它們的存在，也不能諱言它們可能帶來的嚴重危害。我們只是說，在當今的條件下它們不佔主導地位，正如冷戰思維依然在某些人那存在，但在思想界不佔主導地位一樣。
從大的視野看，二次大戰以後，和平發展成為世界的主流，非零和博弈逐漸在國際關係中佔主導地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處於這種進程之中，是這一進程的一個方面。我們重視封閉、對抗的存在，重視戰爭的危險。我們知道開放、合作與和平就是在克服封閉、對抗和戰爭的過程中發展的。開放、合作與和平成為當代世界的基本趨勢，其中就包含著人類的努力於其中，包含著人類正確的認識與實踐。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認真看待和面對全球範圍內依然存在的封閉、對抗乃至戰爭的危險。
解決這些問題當然需要人類的理智。理智的分析告訴我們，金融危機背景下的貿易保護主義，看似對某些群體利益的保護，實際是對包括這些群體在內的整個人類利益的損害。所以，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一種認知的短視，是視野的封閉使然。開放的世界、開放的中國、開放的社會需要心靈的開放、思想的開放、認知的開放，需要解決認知的短視、視野的封閉問題。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屢屢推進思想解放，具有重大的意義。不僅對中國有意義，而且還有著全球性的某種意義。
然而，解決這一問題更重要的方面是機制，一種淘汰性的發展機制。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單位可以把封閉作為其基本選擇或者某個方面的政策選擇，但其結果是損害自身的發展，甚至導致落後，最終置身於被淘汰的格局中。所以，開放成為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基本方面，乃至成為當今世界的基本面，是與這種淘汰機制聯繫在一起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開放系統的勝利，一種活力機制的勝利。
在這一意義上，開放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族群來說，它是生存和發展的原理。沒有開放就沒有發展，不繼續開放就不能持續發展，因而也就不能在未來的意義上生存。在當代條件下，即使極度傾向於封閉的國家也不得不以某種方式獲取外來資源以延續生存。純粹意義上的閉關鎖國現在已經沒有可能。
對於任何執政集團來說，開放是一門新的政治學。開放已經成為政治學的基本原理。不懂得開放，就不懂得當代國際政治。不學會以開放的方式進行治理，就不能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從某種封閉的思維以及與之有某種關聯的冷戰思維中解放出來，是對當今政治家的基本要求。維護國家利益與公眾利益，都需要在開放的視野中進行，而不是相反。刻意地走向封閉，必將導致執政的失敗。
開放也是當代文化學的特性。離開了開放，文化的發展與創新，文化軟實力的提高都是難以想像的。當代文化的成長、繁榮、文化的特色形成，是在文化開放的進程中獲得和顯現的。文化的開放是一個民族長遠發展的生機所在。文化的封閉主義傾向只能導致精神的僵化與愚昧，導致一個民族發展的停滯，在國際競爭中被淘汰出局。
所以，機制是強大的力量。正是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我們說未來十年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基本趨勢是開放、合作與和平。我們能夠對未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保持總體樂觀的判斷，同時在每個具體階段又保持著審慎分析的態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3月號，總第147期） |
